綜觀歷史，我們會發現無論是朝代更替，還是革命、戰後初期，社會必定會有動盪出現。在汲汲於生計的同時，不少開創性的文學作品也應時誕生。一九一八年魯迅發表〈狂人日記〉，正式揭開了中國現代文學乃至全球現代漢語寫作的序幕，至今已百年。而剛從日治時代光復的台灣，在當時迎來了社會性的結構變革，而在六零至八零年代現代派與鄉土文學論證的時期，激盪出了多樣化的的文學面貌，包括隱含新舊時代更替的各類作品，包括司馬中原的〈火葬〉，與魯迅不拘泥於舊社會思想的精神形成跨時代的呼應。

魯迅作品中〈藥〉及〈祝福〉都使用諷刺手法，批判舊社會人們的愚昧無知與麻木不仁。「愚昧」不是個人造成的，是群體形成的集體行動。群體透過傳統習俗、迷信與社會壓力影響，使群眾產生盲從心理，以免被當成異類而遭排斥，進而失去獨立思考能力。此種情況，可以看成是「從眾效應」在當時文學的具體表現。

〈藥〉中眾人對人血饅頭治病功效的盲目相信，〈祝福〉裡魯鎮上的人們對於祥林嫂命運的冷眼旁觀都顯示了個體共識本身的殘酷性。〈火葬〉的作者司馬中原也藉由人物的行為及結局表現出面對強大的群體壓力下個體被壓迫而不得不服從於規範，最終淪為時代和制度犧牲品的情形。這些作品描述了社會現實，對從眾效應造成的悲劇人性進行了批判。帶著這份感慨，本次研究將探索封建時期的舊社會制度和現代社會的變化與從眾效益的殘留與利弊。

本文就時勢環境、人際關係運作以及大眾心態等層面來對比魯迅與司馬中原的作品，並認為司馬中原的著作能成為對於魯迅所提出的「社會病症」的歷史延伸及補強，有其基本的議題軸線與文獻對照；但本文畢竟還是將重點放在文獻上做比較，鮮少再進一步延伸其他觀點去加強二者的關聯性，例如創傷敘事、群體記憶或是權威言說分析等等。未來研究可嘗試結合現代文學理論與社會心理學觀點，從科學與理論層次說明魯迅「啟蒙批判」如何在歷史推進中逐步轉變為司馬中原筆下的「病後書寫」，以強化比較研究的學術深度。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綜觀歷史，我們會發現無論是朝代更替，還是革命、戰後初期，社會必定會有動盪出現。在汲汲於生計的同時，不少開創性的文學作品也應時誕生。一九一八年魯迅發表〈狂人日記〉，正式揭開了中國現代文學乃至全球現代漢語寫作的序幕，至今已百年。而剛從日治時代光復的台灣，在當時迎來了社會性的結構變革，而在六零至八零年代現代派與鄉土文學論證的時期，激盪出了多樣化的的文學面貌，包括隱含新舊時代更替的各類作品，包括司馬中原的〈火葬〉，與魯迅不拘泥於舊社會思想的精神形成跨時代的呼應。

魯迅作品中〈藥〉及〈祝福〉都使用諷刺手法，批判舊社會人們的愚昧無知與麻木不仁。「愚昧」不是個人造成的，是群體形成的集體行動。群體透過傳統習俗、迷信與社會壓力影響，使群眾產生盲從心理，以免被當成異類而遭排斥，進而失去獨立思考能力。此種情況，可以看成是「從眾效應」在當時文學的具體表現。

〈藥〉中眾人對人血饅頭治病功效的盲目相信，〈祝福〉裡魯鎮上的人們對於祥林嫂命運的冷眼旁觀都顯示了個體共識本身的殘酷性。〈火葬〉的作者司馬中原也藉由人物的行為及結局表現出面對強大的群體壓力下個體被壓迫而不得不服從於規範，最終淪為時代和制度犧牲品的情形。這些作品描述了社會現實，對從眾效應造成的悲劇人性進行了批判。帶著這份感慨，本次研究將探索封建時期的舊社會制度和現代社會的變化與從眾效益的殘留與利弊。

 

二、研究問題及目的

 

（一）研究問題

  1. 〈火葬〉、〈藥〉與〈祝福〉如何反映出魯迅筆下麻木的封建社會？
  2. 在〈火葬〉、〈藥〉與〈祝福〉中從眾效應是如何運作的？
  3. 當代社會中從眾效應的利弊如何被展現以及如何反思從眾的後果？

 

（二）研究目的

  1. 分析魯迅筆下所諷刺的麻木不仁、愚昧無知之舊社會具體樣貌
  2. 探討〈火葬〉、〈藥〉與〈祝福〉中從眾效應背後的運作機制
  3. 思考現代社會體制下從眾效應利弊的展現與過度盲目追求趨勢的後果

 

貳、文獻探討     

 

一、權力結構中的沈默與集體共犯機制

 

彭雪（2017）指出，魯迅筆下看客的群體姿態反覆出現，並且是無名無姓的集體注視，實際上對受害人造成了強大的精神暴力，在〈藥〉一文中表現為群眾對革命者夏瑜被捕就義的冷漠（魯迅，1919）；而這種看客形象在時代變遷中一直存在，徐曉鑫（2019）認為他們透過「冷眼旁觀」來消解覺醒者的反抗意義，使得加害者不用透過直接的暴力，僅靠著排他性就能抹殺異端。這不僅是魯迅對於國民人性的深刻瞭解，也是對權力的批判。

 

二、習俗暴力與傳統框架下的個體選擇

 

〈祝福〉中的祥林嫂之所以悲劇，不是因為有某一個惡人，而是在於整體上社會都相信並遵守封建禮教與迷信（魯迅，1926）。「從眾效應」的定義為群體內所有成員意思相同後，個人為了不被群體拋棄，會做出歧視行為（教育部教育百科，2023）。而習俗暴力的致命之處就在於讓「集體選擇」凌駕於「個體選擇」及「正當性」之上。魯鎮人們一句又一句的祝福聲裡，祥林嫂的死是天經地義的，在傳統秩序下的集體麻木，顯示出舊時代個人無法自救的絕望。

 

三、社會階級與弱弱相殘的從眾邏輯

 

在〈藥〉與〈祝福〉中，我們看見了「弱者壓迫同類」的弱弱相殘邏輯。彭雪（2017）提到，看客往往來自社會底層，卻在圍觀他人的苦難中獲得近乎扭曲的快感。在〈藥〉中，華老栓為了救治同樣處於底層的兒子，竟去買下同為被壓迫者的革命者的血（魯迅，1919）。在魯迅的筆下，滿清王朝是一座牢籠，透過屠殺有抵抗意志的仁人志士，消磨掉民眾的骨氣與反抗精神（搜狐網，2018）。底層個體無法對抗上層權力的時候，就會藉助從眾於主流的歧視，比如柳媽對祥林嫂的宗教威脅，來獲得小小的心理優越感。這種邏輯實際上不僅加劇了個體的悲劇性，也讓群體在互相耗損的過程中喪失了集體覺醒的可能性。魯迅寫作的動力或許就來自對於同胞的愚弱的思考（上海魯迅紀念館，2016），在魯迅作品〈而已集〉的題辭中同樣的精神也同樣被展現（魯迅，1927）。

 

四、儀式感與非理性信仰中的集體盲目

 

司馬中原小說受童年、少年輕逃難以及軍旅生活等時代背景影響深遠（張銀盛，2020），〈火葬〉中的趙五奶奶死後屍體失蹤的傳言使得全村人陷入「詐屍」的恐慌之中，這種集體性盲從源自對未知的恐懼所引發的非理性信念，即便事證證明屍體並未移動，群體的判斷能力依舊被謠言麻痹。與此相對應的是〈藥〉對「人血饅頭」藥效的盲目信任（魯迅，1919），這些作品呈現了非理性的信仰會產生從眾效應：當群體陷於一種共同的迷信或恐懼之中時，所有邏輯和真相都將不復存在。放棄獨立思考換取集體歸屬感被表現為封建思想毒害，是群體面對生存壓力的極端選擇。

 

五、社會心理學視角下的平庸之罪與現代反思

 

許俊雅（2015）認為魯迅作品在不同時期例如殖民地臺灣被不斷引用研討，可見對國民性優秀的理解；而徐曉鑫（2019）則認為魯迅筆下的看客心態仍存在於當今社會中，群眾效應具有跨越時代的診斷意義。從現代心理學視角來看，封建社會的看客就是平庸之罪的表現，看客心中原本是群眾精神的平庸。而當今社會雖然法制進步，但群體壓迫的心理機制仍然存在，值得反思。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圖（筆者繪製）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魯迅〈藥〉、〈祝福〉與司馬中原〈火葬〉為探討之文本主軸，並透過跨文本比較及社會心理角度來觀察不同時代下群眾心態與壓迫機制是如何產生與延續，最後再於當今時空與過去社會做一社會心理內涵的詮釋後予以歸納與反思。而本文的研究主要使用了下列三種研究方法，為保證論述的深入性和嚴密性：

（一）跨文本比較分析法

本文透過比較魯迅〈藥〉、〈祝福〉與司馬中原〈火葬〉，分析不同時代背景下相似主題的呈現方式，說明兩位作家如何以文學回應各自所處的社會危機，並探討其創作之間的延續與轉化關係。

（二）人物互動結構分析法

本文聚焦作品中人物之互動關係，將角色區分為加害者、被害者與群眾三種類型，分析群眾在事件中的旁觀與從眾行為，說明集體心理如何在無形中推動悲劇發生。

（三）社會心理意涵詮釋法

本文結合群體行為與從眾心理的概念，詮釋作品中群眾行為的心理基礎，並將文學文本與現代社會現象對照，凸顯其對當代群體冷漠與結構性壓迫的反思意義。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魯迅與司馬中原所處之時代背景與作品之關聯

 

（一、）魯迅生活的時代

       1881年9月25日出生於浙江紹興的周宅，魯迅自小就住在大宅院中，六歲便開始求學，是公認的天資聰穎。十三歲時，因祖父涉舞弊案被捕而隨母親避難，家道中落的他第一次體會到了何為世態炎涼，與此同時被奪功名的父親病重，讓他不得不在童年時期變肩負了家童的責任與義務，嚐遍了人間冷暖，也看透了世人隱藏的真面目。真正接觸到進步思想是在1898年在南京求學時，結識了一批青年共產革命志士，也正式迎來了他革命生涯的啟程。彼時的他剪去了長辮，隻身去了日本入了醫壇，為的是能救助「像我父親似的被誤被誤的病人的疾苦」。而1920年代是血腥的年代，請願學生慘遭段祺瑞政府殺害、許多革命子與青年黨員也在上海廣州等地被逮補和屠殺。隨著革命進程的屢次受阻和北洋政府的鎮壓控制，憤恨不平的魯迅對國民愚弱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意識到醫治精神遠遠比醫治肉體更重要，認為愚弱之人即使體格如何健壯也只能做毫無用處的看客，他便隨即投入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啟蒙運動。

 

表ㄧ

主題

功能

文體

同時期其他作家
  1. 感懷身世
  2. 懷材不遇

以抒情手法強調文學之美，即使具有批判主義，也依然保有理想主義色彩
  1. 舊式文言文敘事抒情手法
  2. 淺層改良文體

魯迅
  1. 社會病態
  2. 國民靈魂的麻木與愚昧

將文學視為思想鬥爭的武器而毫不迴避讀者的不適感，有意製造精神震撼與不安，讓讀者反思

以白話文運用象徵及白描直述，體現現代性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繪製

 

       在經歷了一次次反抗失敗的無奈後，與同時期其他作家依舊以抒情手法感慨身世與機遇不同，魯迅犀利地運用白描直述，他的作品如〈藥〉與〈祝福〉中批判、諷刺人性的基調便是在此時期被奠定，既有有幼時對上天不公的悲痛，更多的則是對國民愚昧的憤恨。在雜文集《而已集》中魯迅寫到：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

              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魯迅，1927）

他以筆為武器，以白話文書寫社會的黑暗。

 

（二、）司馬中原生活的時代背景與生平

司馬中原，本名吳延玫，江蘇淮陰人，後隨政府遷移來台。七歲進入了洋學堂，也在這時對作文有了興趣，但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學校停課，司馬中原便跟著母親前往了鄉間，而父親在戰亂中去世，無疑給了年幼的他沈重的一擊。對日抗戰過程中看著一張張熟悉的臉孔出現在一具具屍體上，司馬中原發覺暴力帶來的災害源自侵略者的迫害，他們毫不顧及被欺凌者的感受，而張銀盛（2020）在研究中提出，這個時期建立起的想法也在司馬中原後續作品中人民對於壓迫的反抗有所呼應。原以為日本投降戰爭結束和平生活會再次到來，沒想國共內戰隨著共產黨崛起隨之展開，小鎮也在大火中陷落，司馬中原親眼看著農民被哄騙加入八路軍，心中對暴力的悲哀也愈發深根。徐蚌會戰爆發後司馬中原踏上了從軍的旅程，在鎮中親眼所見的流離與人們的倦意，使他產生了無比的心酸與悲涼，最後迎風冒雪死在鎮上的老盲乞更是深深震撼了他。這種淒涼與北方鄉土溫情的強烈對比，對他的一生產身的遠大的影響，也讓他下定決心將北方故鄉的故事傳承下去。隨國軍來台後，司馬中原一心投入了寫作。在此期間台灣全面實施戒嚴，對文學作品的極端管制讓先前許多經典作品無以流傳，包括魯迅之作。然而，許俊雅（2015）的研究顯示，雖然魯迅文學被視為思想不正確的禁書，但以低調的形式在文學作家之間作為精神的傳承被保留及討論。但身為退役軍人的司馬中原，是極有可能對此有耳聞，並對此類作品有訪問權限的，司馬中原所著〈火葬〉與魯迅作品的相似處，或許正是從此而來。

 

（三、）作品內容之關聯

魯迅與司馬中原兩者雖然身處不同世代，但其創作皆回應各自時代的社會危機與精神困境。魯迅的作品，如〈藥〉、〈祝福〉，背景多設置在滿清王朝，作為一個封建舊社會的具體象徵，清朝是公認的高壓極權統治，做為生在清末的魯迅，必定對此再熟悉不過了。政權建立之初，有抵抗意志之人皆被屠殺殆盡，磨滅了漢人抵抗的骨氣與氣節，而清朝在魯迅筆下代表的正是他切身經歷的來自極權政府對革命精神無盡的壓迫（搜狐網，2018）。魯迅體會的是傳統倫理失效與國民性的危機，而成長於抗戰與國過內戰後時期的司馬中原，面對的正是魯迅所批判的在歷史推進後、遺留下來的社會和心理的雙重創傷，他的作品，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延續中，回應並補充了魯迅所開啟的現代文學關懷。〈火葬〉司馬中原（1970）便是其一，它所探討的，正是舊社會的傳統框架對單一信仰的施壓。以一句話概括兩者關係：魯迅揭露社會的病因，而司馬中原書寫病後人生。

 

二、人物相處機制分析—群眾與主角或事件之互動

 

不可否認的是，兩者作品最大的共通點就是對社會之深度思考，而雙方作品中出現的人物相似的盲從性也可以很好地證明這一觀點。

 

表二

特徵

象徵

魯迅〈藥〉

華老栓：愚昧、順從權威且對「人血饅頭」深信不疑 

華小栓：身體虛弱無力行動、沈默

夏瑜：為了理想犧牲的革命者

康大叔：冷漠無情的市儈

華老栓：象徵麻木的傳統百姓

華小栓：象徵病入膏肓的中國，革命犧牲不被理解

夏瑜：象徵少數覺醒的先驅，暗示革命與群眾之間巨大的溝壑

康大叔：象徵冷血的幫兇群眾，在舊社會體制中維持壓迫結構

魯迅〈祝福〉

祥林嫂：勤勞善良、逆來順受

魯四老爺：表面道德、實際冷酷

魯鎮眾人：冷漠、流於流言

祥林嫂：象徵封建社會全面壓迫下「吃人禮教」的受害者

魯四老爺：象徵以禮教為名行壓迫之實的封建權威

魯鎮眾人：象徵集體冷漠的社會大眾，不殺人，卻看著人被吃

司馬中原〈火葬〉

趙五奶奶：持有保守舊社會的價值觀

鄰居與村民：聽信讒言、喜歡以訛傳訛

趙五奶奶（屍體）：象徵迷信的產物，屍體的存在成為了盲信與集體壓力的催化劑

鄰居與村民：象徵了社會集體心理的脆弱性與從眾性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繪製

 

       從以上表格可以看到，作品中建構的社會基本都有三種類型的人物：加害者、被害者與群眾。加害者，例如〈藥〉（魯迅，1919）中的華老栓，他向康大叔購買沾有夏瑜，也就是被害者鮮血的「人血饅頭」，他象徵的是壓迫人民的封建權威，隨意消費革命者的犧牲。而真正惡化了這一行徑的是冷眼旁觀的麻木群體，作為魯迅筆下的「看客」，他們以無名無姓的集體注視，對受害者形成了一種強大的精神暴力。而在〈藥〉裡，這種機制則體現為對革命者夏瑜被捕就義的漠視（彭雪，2017），群眾的沉默不表示中性態度，而是無意識地臣服於封建統治權力之下。徐曉鑫（2019）進一步指出，這種看客形象在歷史上任何時代都存在，他們用「冷眼旁觀」消解覺醒者的反叛意義。這種沉默的共犯機制，讓加害者不必訴諸直接的暴力，而只憑群體的排他性就足以將異己消滅殆盡，這不僅是魯迅對國民人性深刻的認識，也是對權力如何借集體的麻木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控訴。

〈祝福〉中的祥林嫂之死不是因為某一個惡人，而是因為整個社會都相信封建禮教和迷信（魯迅，1926）。筆者認為這種「弱弱相殘」是社會階級固化後產生的結果，教育部教育百科（2023）所定義的「從眾效應」在此表現為對傳統框架的盲目維護：當群體內皆認同「祥林嫂是不詳的」這一前置設定時，身處封建禮教體制下的人們為了不被群體拋棄，必然會參與歧視她。筆者認為這種習俗暴力之所以具有殺傷力，在於其把集體抉擇放在個人選擇及正當性之前，在魯鎮的祝禱聲中祥林嫂之死被視為天經地義，以此來表現傳統體制下個體無法得到救贖的絕望——基於傳統的集體漠視。

而在〈火葬〉一文中，從眾效應則源自於對主流信仰和謠言的依賴與盲從。趙五奶奶的屍體從始至終都沒有移動過，但自從第一個人發起了謠言，後續所有村民都相信了殭屍的存在而無人真正再次證實資訊是否屬實，這便是對謠言「從眾」的表現。

 

三、現代社會中的行為影射

 

（一、）跨時代的群眾心態

       徐曉鑫（2019）認為，魯迅筆下的看客心態在當今社會依然存在，說明它具備跨時代的診斷意義。〈藥〉、〈祝福〉與〈火葬〉中的對看客的體會，很可能是引申自曾經在1920年代大屠殺中袖手旁觀而不奮力反抗的愚昧群眾（上海魯迅紀念館，2016），他們隔岸觀火，認為事不關己而不伸出援手，但無疑順從大眾的行為等同於對被害者的間接性迫害，將革命分子置於劣勢。從現代心理學視角來看，封建社會的「看客」即是「平庸之罪」的體現，因平庸性而不敢奮起抵抗固有的社會架構或群體信仰。

在當代，社會雖然法制進步，但群體壓迫的心理機制從未消失。網路媒體與社群平台的興起，反而為「看客心態」提供了棲身之所。在一些校園霸凌、性別暴力事件當中，轉貼、圍觀、不作為的路人以「不知道真相」、「怕惹事」為由置身事外，扮演著魯迅筆下的看客角色，在看似價值中立的背後，其實是對結構性暴力繼續運作的共犯心態。由此可見，魯迅對看客的批判並不局限於道德層面的譴責，而是對其文化與心理的開掘。

他揭示了群體如何在權力與恐懼的夾縫中，透過沉默維持秩序，並將責任分散到「大家都這樣」的集體意志中。

 

（二、）群體壓迫的心理機制

平庸之惡本身並不是出於惡意，而是源於拒絕思考和行動的怯懦：人在人群中總是獨善其身，把道德判斷交給多數意見，並以此減輕自己所承擔的風險和責任。但是正是在這種看起來理性而自保的選擇裡，不正義正在被合理化，暴力也因此得以在沉默中持續發生。如此一來，閱讀魯迅的意義就不僅在於回顧歷史悲劇、防止歷史悲劇重演，也在於自我反省：我們是否也在現實生活中因為害怕孤單、找不到歸屬感而默許了不公平的事發生、成為冷漠旁觀的一員呢？透過對〈藥〉、〈祝福〉以及〈火葬〉三個作品的反思，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對於「從眾心理」的強烈批判。從眾雖能為個體帶來短暫的心理安全，使其不被排擠、懲罰，但卻以對他人苦難的無視作為代價。當放棄獨立判斷和道德選擇，僅根據群體價值行事，人就會失去自身作為人的主體地位，淪為壓迫體系維繫者的一部分。長此以往，社會無法進步，在麻木與冷漠中不斷複製悲劇。作為一種自覺的精神覺醒而不是激烈的英雄主義抗爭，魯迅呼喚的是敢於思考、敢於質疑、也敢於承擔行動帶來的代價與責任。只有從被動的旁觀者轉化為具有判斷力與責任感的行動者，才能夠動搖群體壓迫的根本，突破看客心態形成的阻礙，創造社會的可能性。

 

伍、研究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一、）時代背景與環境對作品之影響

  1. 綜觀上文可見，魯迅及司馬中原的作品均源於各自所處時代的傷痕及社會形態。魯迅成長於清末民初動盪之際，在經歷封建體制瓦解、革命失敗、新舊思想衝突之後，他認為中國社會真正之「病灶」不在外部壓迫而在民眾心中積習已久的愚昧、麻木、對權威的依賴。魯迅則以文學作為思想啟蒙的敲門磚，透過〈藥〉、〈祝福〉等文章，解構國民性以及封建禮教是如何在生活當中進行「吃人」的動作，並藉由白話文及犀利筆觸，指出革命理想被無情群眾消費並掩埋的悲劇。
  2. 相較之下，司馬中原身處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交織的歷史情境中，面對的是暴力反覆發生後所遺留下來的心理創傷。社會的悲涼使他的創作不再直接指向革命啟蒙本身，而是轉而書寫戰爭後的鄉土信仰與人心的不安，讓舊有價值如殘影一般在新時代中持續運作。〈火葬〉中的迷信、謠言與群體壓力描寫顯示歷史進程雖已推進，但壓迫個體的社會結構仍未消散。兩位作家雖跨越世代，但其作品卻在不同歷史階段中遙相呼應：魯迅揭露社會的病因，而司馬中原書寫病後人生。

 

（二、）不同時代下從眾效應的體現與反思

  1. 本文並認為魯迅與司馬中原作品裡反覆出現的群眾現象是「從眾效應」的不同歷史呈現，在魯迅筆下，看客群體無論是在〈藥〉中的冷漠地旁觀革命者犧牲的市民，還是〈祝福〉中用流言以及封建禮教壓迫祥林嫂的魯鎮眾人，都是指涉個體在群體壓力之下放棄價值判斷而順從多數的人類心理機制。這種表面上看起來不作為惡的態度，成為了壓迫延續的中堅力量。
  2. 司馬中原則在〈火葬〉中將從眾效應具體化為對謠言與主流信仰的無條件信任與盲從。村民在不安與恐懼中透過一致行動來獲取安全感，未經查證便傳播、相信殭屍傳聞，卻同時製造更大的精神壓力。相較於魯迅時代的封建禮教，司馬中原更多的是反映戰後社會中個體對公序的迫切渴望，筆下的從眾更具心靈層面的脆弱性。
  3. 總之，從眾效應在不同時代雖呈現出不同樣貌，但本質都指向對個體主體的打壓。兩位作家的共同價值在於揭示阻礙社會進步的從來不是單一暴力行徑，而是多數人不思考、不行動所致的集體沉默。這樣的文學反思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同時，更是對當代社會中仍然存在的看客心態的警示。

 

二、建議

 

本文就時勢環境、人際關係運作以及大眾心態等層面來對比魯迅與司馬中原的作品，並認為司馬中原的著作能成為對於魯迅所提出的「社會病症」的歷史延伸及補強，有其基本的議題軸線與文獻對照；但本文畢竟還是將重點放在文獻上做比較，鮮少再進一步延伸其他觀點去加強二者的關聯性，例如創傷敘事、群體記憶或是權威言說分析等等。未來研究可嘗試結合現代文學理論與社會心理學觀點，從科學與理論層次說明魯迅「啟蒙批判」如何在歷史推進中逐步轉變為司馬中原筆下的「病後書寫」，以強化比較研究的學術深度。

 

陸、參考文獻

 

一、書籍類

魯迅（1919）。〈藥〉，《新青年》。新青年社。

魯迅（1926）。〈祝福〉，《徬徨》。北新書局。

魯迅（1927）。〈而已集〉，《華蓋集續編》。北新書局。

司馬中原（1970）。〈火葬〉，《華文小說百年選 臺灣卷壹》。九歌出版社。

 

二、期刊論文類

徐曉鑫（2019）。中國現代文學裡的“看客“心態分析—以魯迅筆下的人物形象為例。《花炮科技與市場》，4，262-263。

許俊雅（2015）。重寫魯迅在台灣的迴響：關於殖民地時期台灣文學與魯迅的評述。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159-190。

 

三、博（碩）士論文

彭雪（2017）。魯迅小說“圍觀”現象研究。廣西民族大學：碩士論文。https://shorturl.at/9pTqs

張銀盛（2020）。司馬中原鄉野傳奇及靈異小說研究——以皇冠版「秉燭夜譚」系列為研究對象。國立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學系：碩士論文。https://shorturl.at/jkgzi

 

四、網路相關資訊

教育部教育百科（2023年6月11日）。詞條名稱：從眾效應。https://shorturl.at/xzNoL

搜狐網（2018年1月29日）。魯迅先生筆下的滿清“殺盡漢人骨氣廉恥“，真實情況？還是誇張？https://shorturl.at/XHGMs

上海魯迅紀念館（2016年12月5日）。魯迅生平。https://shorturl.at/kYi67